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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求必应

如果战端一开,那就是地无分南北,年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,皆应抱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巴南历史文化概略(第五章 清朝时期)  

2014-12-25 16:47:38|  分类: 行政区划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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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南历史文化概略

 

第五章  清朝时期

(1644-1911年)

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第一节  行政隶属

明末清初,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控制四川,建立大西政权,但没有能够建立稳固的根据地,对地方政区,少有建置变动。

顺治末年,四川大部份地区被清军控制,直到康熙二年(1663年)清总督在重庆补筑通远门城墙,加强城防,清朝在重庆的统治才得以巩固。

清朝仍然设置四川行省,设巡抚驻成都。顺治十四年(1657年)增设总督,驻阆中,康熙元年(1662年)移驻重庆;康熙七年(1668年)改设为川湖总督,移驻湖北荆州;康熙九年(1670年)川湖总督移驻重庆;康熙十九年(1680年)又改为川陕甘总督,移驻陕西省西安。

川东分巡道  又称分巡川东兵备道,为行省派出机关。顺治三年(1646年)设,初称分巡上川东道,治所设在重庆府;康熙八年(1669年)裁分巡下川东道,治所仍在重庆府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起,川东分巡道兼重庆关监督。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辖3府2直隶州2直隶厅,分别是:重庆府、夔州府(今重庆奉节县)、绥定府(今四川达县);忠州(今重庆忠县)、酉阳州(今重庆酉阳县);石砫厅(今重庆石柱县)、太平厅(今四川万源县)。

重庆府  隶属四川行省,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分巴县嘉陵江以北和朝天门以下的长江以北地方置江北厅。重庆府治巴县。

康熙十年(1671年),重庆府直辖11县:巴县、江津、长寿、綦江、永川、荣昌、南川、丰都、垫江、黔江、彭水;3州:合州、忠州、涪州。

乾隆二十年(1755年),重庆府直辖1厅:江北厅(治今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);11县:巴县、江津、长寿、綦江、永川、璧山、铜梁、大足、荣昌、南川、定远;2州:合州、涪州。

清朝时期,巴县与重庆府的隶属关系一直未变。

 

第二节  所辖范围及治所变化

清朝乾隆初年,巴县幅员辽阔。正东方向,陆路100公里至沙溪与长寿县交界,东面90公里至丰盛场与涪陵县交界;东南方向,陆路90公里至天赐店界牌与南川县交界;正南方向,陆路50公里至犁牛铺与綦江县交界;西南方向,陆路50公里至双鹤场界牌与江津县交界;正西方向,陆路40公里至走马岗与璧山县交界;西北方向,陆路70公里至虎耳头与铜梁县交界;正北方向,陆路85公里至风垭与合州(今合川区)交界,北面130公里至华蓥山顶与岳池县交界;东北方向,陆路80公里至大面坡与邻水县交界。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,分巴县地设置江北厅后,北面、东北面不与邻水、岳池接壤。后又将祥里依来乡划归璧山县,则北面、西北面不与合川、铜梁相连。从1759年江、巴分治到1929年重庆建市,巴县域境面积保持了170年的稳定。光绪年间,巴县县令傅松龄测绘巴县城乡全图,当时全县东西宽122.5公里,南北长135公里。据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所测算,江、巴分治后重庆建市前,巴县境域幅员面积为3312.04平方公里。

巴县衙门在重庆下半城两府街,以前设在重庆府治右边,倚山东向,明朝末年毁于战火。清朝康熙六年(1667年),知县张楠重修,乾隆十六年(1751年),知县王尔鉴重修。按照清朝规制,县设置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房,设典吏和管文书的人员。

 

第三节  乡镇建制

巴县城乡在清代继续实行里甲制,县城内外按坊厢编制。清朝初年,巴县设西城、江北、居义、怀石4里。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,巴县知县孔毓忠将县城编为29坊15厢,把农村改变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忠、孝、廉、节、慈、祥、正、直12里。清朝末年,农村设7镇14乡,即:木洞镇、清风镇、清和镇、白市镇、集思镇、聚奎镇、环江镇、南董乡、龙灵乡、石龙乡、一品乡、人和乡、武胜乡、怀仁乡、崇圣乡、丰盛乡、至公乡、平安乡、和平乡、廉让乡、三益乡。

 

第四节  清朝《巴县志》编纂

历史上留存下来的《巴县志》有三部,第一部是王尔鉴纂修的乾隆《巴县志》(习称“王志”);第二部是熊家彦纂修的清同治《巴县志》;第三部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向楚主编的民国《巴县志》(习称“向志”)。

由于明末清初,战乱频发,导致巴县文献典籍,荡然无存。王尔鉴任巴县知县后,于乾隆十六年(1751年)十月开始纂修《巴县志》,参与者60余人,后王尔鉴调离巴县,致使修志中断。乾隆二十年(1755年),王尔鉴复任巴县知县,继续主持纂修,于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十一月完成《巴县志》的编纂。编修中,广收博采资料,历尽艰辛,正如王尔鉴亲自为《巴县志》所作的序中所言:“征文,则断简残篇,单辞只字必录;考献,则学士、大夫、乡老、寓贤、山僧、徒吏必咨,有时秋坟掀月,古刹搜云,绝壁牵藤,深渊揭石,苟有关于斯士,无不罗而致之。”全志设疆域、建置、赋役、学校、兵制、职官、选举、名宦、人物、风土、艺文等17卷。

清同治六年(1868年),由曾任云南军务候选道、湖北孝感人熊家彦纂修《巴县志》。熊认为前志文字过繁,体例未尽讲究,仅就“王志”分合取去,约其纲而详其目,历时一年,编修成疆域、政绩、人物、艺文四卷。因失之太简,刻成旋废,未予刊行,习称《同治未刊稿》。

 

第五节  巴渝十二景

乾隆十六年(1751年)王尔鉴任巴县县令,创修《巴县志》,罢又复任,乾隆二十五年《巴县志》纂修完成。王尔鉴雅好流连山水。境内胜迹无不亲往游览。以此为基础,将明朝时期拟定的渝城八景增减为巴渝十二景,列入《巴县志》,各系《小记》说明。

一、金碧流香

现已不存在。金碧山在今渝中区人民公园处,清朝时,金碧山脚是重庆府衙,左边是川东道衙,右边是巴县县衙,集中了当时的三级政权。明郡守张希召于台上建金碧山堂,后在1939年日本轰炸重庆时被炸毁。据说,站在山上,江城景色尽收眼底,清风徐来,暗香扑面,四处却无草木花开,当时的巴渝诗人趋之若鹜,到此“闻香写诗”。王尔鉴诗云:“巴山耸秀处,金碧有高台。何处天香至,疑从月窟来。江环千嶂合,云度九门开。每一凭栏眺,清芬拂草莱。”

二、桶井峡猿

统景又名桶井峡,位于渝北御临河畔,以其野朴自然的原始风貌及峡险、水柔、泉美、洞奇、石怪、谷幽、竹秀之美誉在巴山蜀水中独放异彩,已成为观光旅游、疗养避暑、休闲度假之胜地。

三、云篆风清

云篆山位于鱼洞街道,绵亘二十余里入江津界,山形如鱼脊,山势曲折,蜿蜒如云篆。王尔鉴在《小记》中写道:“人行山脊,沿青林翠霭间,宛如云扶足下,随风荡漾,武夷九曲不啻矣。”云篆山有云篆寺,登山入寺,仿佛云扶足下,浩浩乎如凭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。漫步林间,隐约牧童樵父,相率讴哑而来,飘飘然如担云挟雾,而难觅其所之,可谓山气化为云,云生风亦生,错杂成古篆,杳然已绝尘。王尔鉴诗云:“风送云为御,云盘山几重。如何非象马,偏是走蛇龙。涧影环飞瀑,江涛曲泛松。偶闻樵子唱,余韵袅前峰。”

四、海棠烟雨

海棠溪在南岸涂洞下,右为黄葛渡,左为龙门浩。溪北从南坪山坞出,沿壑带涧,曲折入江。溪边曾多植海棠,润比温玉,紫如绛绡,窈窕娇媚,枝密条畅。

五、华莹雪霁

华蓥山绵亘巴、合、岳、邻四县之界,山麓四面环拱,正峰孤峭插天,直出云表。

六、龙门皓月

龙门浩在南岸,与望龙门隔江对峙。水中有二巨石,各大书楷行“龙门”二字。二石壁立,狭仅容舟,若千帆竞来,惟勇胜者可入,故有游鱼化龙之龙门神功。龙门右侧有大碛黄鱼岭,江水自西南来,必横扫碛澳徐曲而出,水脉汹涌江心,回旋圆转,形如满月。

七、黄桷(葛)晚渡

黄葛渡在南坪涂山之麓。因候渡者有黄葛浓荫庇遮得名。黄葛渡越江心珊瑚坝与南纪门隔江相望。

八、歌乐灵音

歌乐山位于沙坪坝,从烈士墓盘山而上,便入森林公园。主峰云顶峰海拔693米,有“渝西第一峰”的美称。“歌乐灵音”,实则山上松柏茂密,山风吹拂,松涛阵阵,再加明代古刹云顶寺大雄宝殿飞檐翘角上12对铜铃随风震摇,风声、涛声、铃声混响,以至空谷传音,万籁齐鸣。

九、洪崖滴翠

洪崖洞在今沧白路一带,洞内可容数百人,北宋文豪苏轼、黄庭坚题刻诗章数篇。昔日,此处时而翠绿的涓涓滴翠,时而晴雪飞布。王尔鉴称:“城内诸水,蝓堞抹崖而下,夏秋如瀑布,冬春溜滴,汇入小池入江。石苔叠翠,池水翻澜,夕阳返照,五色陆离,莫可名状。”

十、字水宵灯

山城夜景自古雅号“字水宵灯”,因长江、嘉陵江蜿蜒交汇于此,形似古篆书“巴”字,故有“字水”之称。“宵灯”更映“字水”,风流占尽天下。王尔鉴诗云:“高下渝州屋,参差傍石城。谁将万家炬,倒射一江明。浪卷光难掩,云流影自清。领看无尽意,天水共晶莹。”

十一、缙岭云霞

北碚缙云山,其山高耸,植被丰富,上多嘉木秀竹,下有温泉溶洞。缙云山雄踞嘉陵江温塘峡西岸,拥有朝日、香炉、狮子、聚云、宝塔、猿啸、莲花、玉尖、夕照等九峰,绵延横亘,钟灵毓秀。

十二、佛图夜雨

现已不存在。以前的佛图关璧立千仞,为古重庆陆路咽喉要隘,成渝古道必经之处。佛图关海拔388米,古时是一座独立的城堡,以悬崖为屏障,高大坚固,易守难攻,历史上,凡欲取重庆,必先陷佛图。既是战略要地,也是风景名胜区,关上佛教摩崖石刻遍布,原有七级浮屠(佛塔的古印度语音译)一座,故名“佛图关”(同“浮屠关”)。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驻足佛图关,作有千古传诵的《夜雨寄北》诗篇: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王尔鉴诗云:“凭眺古渝州,浮图最上头。四围青嶂合,三面大江流。破壁来清磬,凌云度壑舟。身轻无住著,俯仰信沉浮。”

 

第六节  开埠通商

1840年和1856年英、法等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,迫使清政府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、《天津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等不平等条约。英、法等国在中国取得了割地赔款、开埠通商、内河航行、协定关税、领事裁判、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权益。但是,英法帝国主义并不满足,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。特别是英国,觊觎中国广大的内地市场,急切地想溯长江西上,开埠重庆,为其在西部倾销商品、掠夺原料开辟道路。为此,英国在1869年派遣上海英商商会代表和驻汉口领事分批到达重庆,了解重庆商情,搜集各类情报,为英国势力入侵四川和开埠重庆做准备。

1874年,英国制造了“马嘉里事件”并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漫天要价。1876年9月13日,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《烟台条约》。《烟台条约》“通商事务”中规定:“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,查看川省营商事宜。轮船未抵重庆以前,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,开设行栈,俟轮船能上驶后,再行议办”。英国通过条约取得了“派员驻寓”重庆的特权,由此打开了四川乃至中国西南的大门,也为英国领事在重庆开埠之前若干年就进驻重庆埋下了伏笔,使英国在扩大对华贸易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。《条约》还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先决条件——轮船上驶重庆,使英国强迫重庆开埠的计划取得了重要进展。

19世纪80年代,随着英法对侵略中国西南地区竞争的日益激烈,英国加快了开埠重庆的步伐。从那时起,英国开始控制重庆的对外贸易,使英国对华贸易取得重要进展。1875年,重庆进口洋货货值仅15.6万两,且很少有外商直接插手洋货进口。《烟台条约》后,由于外商插手,1877年,输入重庆的洋货达到115.7万两,1881年突破400万两,成为仅次于上海、天津、汉口的洋货销售中心。土货出口,1876年以前几乎没有重庆直接出口的记载,直到1879年才第一次有了以子口方式对宜昌的出口,价值24万两,到1890年突破200万两。

因《烟台条约》中有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,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,开设行栈”的规定,所以英国极力怂恿英国轮船主径直把轮船开到重庆。英国商人立德乐首先计划实施从宜昌到重庆的轮船通航,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在渝宜间行驶轮船的申请。英国驻华公使也积极配合,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,要求清政府发给立德乐执照。为此,中英间开始谈判并于1890年3月31日签订了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》,其主要内容是:

1.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,与各通商口岸无异;

2.“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,或雇佣华船,或自备华式之船,均听其便。”

至此,英国正式取得了将重庆开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依据。

随后,英国立即着手建立在其控制之下的重庆海关。1891年3月1日,重庆海关正式建立,以朝天门附近的“糖帮公所”为关址,首任税务司是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命的好博逊。重庆海关的建立,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,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也由此展开。

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重要的经济地位,不仅令西方列强垂涎,也为东方的日本所觊觎。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,因尚未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,所以不能分享重庆开埠之侵略权益,野心勃勃的日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。1894年,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并打败了清政府,在1895年签订的中日《马关条约》中写进了将重庆开为商埠的内容。《马关条约》对重庆辟为通商口岸及其对华通商事宜作了广泛的规定:

1.辟重庆等地为通商口岸,“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,从事商业、工艺制作”;

2.“日本国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”;

3.日本轮船可以搭行客、装运货物从湖北宜昌溯江而上至重庆,且其货物只须交纳所定进口税;

4.日本臣民可以在重庆等通商口岸“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,以及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”。

据此,日本和英国一样,取得了重庆开埠的特权。

重庆开埠后,川江航运逐渐被外人控制。随着川江航运权的丧失,西方列强在重庆开设洋行、公司,建立工厂,开采矿山,倾销商品,掠夺原料,输出资本,使重庆及其影响的地区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。重庆的对外贸易也大幅度上升。进口洋货总值由开埠前1890年的480万两增加到1911年的1900万两;出口货值由1890年的204万两增加到 1911年的1000余万两;外贸总值由1890年的680余万两增加到1911年的2900余万两。

《马关条约》使日本侵略势力继英法之后伸入到西南地区,也使帝国主义在西南的勾结和争夺进入了新阶段。中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不久,日本就趁势向清政府提出了在重庆设立租界的要求。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(1901年9月24日),日本逼迫清王朝川东兵备道与日本驻重庆领事山畸桂签订了《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》22条,获得了在重庆开设租界的特权,租借重庆南岸王家沱建立日租界,租期30年。民国五年(1916年)十二月十八日,重庆关监督陈同纪令巴县知事谭毅武,前往王家沱堪量租界外地基。

王家沱日租界,是重庆开埠后帝国主义在重庆建立的第一个,也是唯一的一个租界。日本侵略者凭借这个租界,向重庆及四川倾销商品,夺取原料,投资设厂,输出资本。日本轮船横行川江,频频制造沉船惨案。租界内的日本人,更是目无法纪,凌辱华人,暴行累累。

在王家沱租界设立后,不忍国权丧失、国民受辱的重庆人民,多次组织开展了收回王家沱日本租界的斗争。1928年组织了反帝大同盟,1929年组织国民废约促进会,1930年组织巴县地方自治促进会,1931年组织重庆市新闻记者协会等,积极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。在1931年9月24日,也就是王家沱租界租期30年届满之时,重庆、成都各界民众纷纷游行示威,罢工、罢课、罢市,并采取各种措施对日租界进行经济封锁。在重庆人民的英勇斗争面前,日本侵略者最终被迫归还了王家沱租界。

 

第七节  历史名镇--瓷器口

磁器口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年间(公元998年),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部嘉陵江畔,历史上为巴县辖地。瓷器口又名龙隐镇,因明朝建文帝避难于此得名。镇内宝轮寺后面有一块名叫白岩的巨石,所以,又称白岩镇。

磁器口的历史非常悠久,至今已经有1800多年,明朝时期逐步形成了水陆交汇的码头。清末民初时期,瓷器口热闹非凡,“白天里千人拱手,入夜后万盏明灯”。最繁华的时候,从大码头到童家桥,沿街有商店、货栈一千多家,沿岸碗厂林立,镇内商贾云集,店铺鳞次栉比,船只穿梭往来,磁器口因此获得了“小重庆”的美称。

清康熙年间,磁器口附近建起了许多沙坪瓷窑,鼎盛时期瓷器企业达到70多家,所产瓷器色泽淡雅、细腻精美,远销巴蜀内外,磁器口成为远近闻名的“瓷镇”。因“瓷”与“磁”相通,故习称“磁器口”。长期以来,龙隐镇与磁器口两个名字在镇上并用。

抗日战争时期,国民政府迁都重庆,磁器口更加兴旺繁荣,形成了12条街巷。商号、货栈、作坊1670余家,摊贩760多户,每天进出码头的货船300余艘。人口由战前不到3000人猛增到1940年的10余万人。

磁器口的繁荣,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。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,水运的地位逐渐下降,过去水陆码头的集散地和中转站的作用,逐渐消失,磁器口也渐渐地被冷落了。

磁器口划出巴县是在重庆1939年升为特别市,由行政院直辖后。1939年月5月26日蒋介石视察了沙坪坝磁器口、小龙坎一带,6月14日发布手令“沙坪坝、磁器口、小龙坎等处,均应划归重庆市政府”,划出沙坪坝地区的方案就此确定下来。但因受到巴县乡绅反对,直到1940年9月6日,国民政府正式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后,划界才有了实质进展,9月底,瓷器口随沙坪坝地区一起划入重庆。

 

第八节  诗选

张安弦[字琴文,乌程人,工诗文,《四库总目》传于世。]

蜀中人士有天生重庆之谣,拟诗为记。八月十八夜梦题府署,只忆颔联,醒而续之,上郡宪陈真亭。

咄嗟南北几回湾,轮廓欹斜山水间。山作城墙岩作柱,

水为锁钥峡为关;生成地险天疑下,登步堂高日可攀。

俯瞰兰皋追胜迹,存余灰劫出黄菅。

王士祯[字子真,清初杰出诗人。]

    《渝州夜泊》

涂山斜月落,巴国曙鸡鸣。乱艇烟初合,三江潮夜生;

霜寒催晓角,石气肃高城。不寐闻猿啸,迢迢入峡声。

    《题三忠传》

已失夔门险,谁云蜀道难。三江潮不到,万马竞传餐;

故国悲张许,孤忠泣贺兰。当时渝水上,慷慨白衣冠。

    《涂山绝顶眺望》

飞瀑落长虹,登临见禹功。山围巴子国,苔没夏王宫。

峒俗乌蛮近,畲耕白帝同。渝州天堑地,感慨大江东。

    《泊木洞驿》

灯火宿江皋,孤峰戴驿高。云开看斗柄,峡静响风涛。

夜密猿争挂,人多虎不骄。丛祠无路到,何处荐溪毛。

王孙蔚

    《华岩洞》

石磴凌霄上,苔峰落日幽。松巢支遁鹤,云卧大安牛;

洞豁乾坤入,泉飞日月流。桃源迷世代,知历几千秋?

仙路迷中散,神工费五丁。岩开石髓白,瀑溅水帘青。

太乙坛全古,华阳石半扃。道书三十六,题此补山经。

王江源

    《寻梅》

闲评素云借精神,冷淡生涯好结邻。待得喋蜂争认取,

早应错过几多春。疏影横斜隔水遥,不辞深夜闯烟梢。

三更踏月归来晚,犹带寒香度石桥。

余德中

    《过明月峡》

花影照江流,春风香满舟。轻帆悬急峡,明月认高秋;

生魄原无缺,含辉自古浮。蒹葭深夜好,渔笛起汀州。

孙宏[字卫郊,钱塘人。]

     《铜锣峡》

 巴流初入峡,山径一帆开。云傍蓬窗起,波从石壁回;

 滩声鸣急雨,风势动惊雷。日暮哀猿发,重教客鬓催。

     《渝州梅雨》

 梅子金黄杏子丹,孤舟犹系海棠滩。江声带雨远来急,

山气冲入夏日寒;渔网参差罗水婢,乌樯历乱弄风竿。

明朝又近端阳节,为觅长丝系合欢。

姜会照[字南园,如皋人,奉节知县。]

    《舟次木洞》

小市人烟簇,茅茨绿水湾。四围多古木,一望满春山;

估舶争来去,禽声自往还。江风无限好,诗酒夕阳间。

王璲[字元佩,广安人,荆南道。]

    《渝州》

层城缓步望渝州,雉堞危岩拱上游。恨别江淹俱有赋,

乱离王桀强登楼;滩通远峡湍流急,草满荒园鼓角愁。

闻道楚秦兵未解,长天极木战云浮。

何明礼[字希颜,号愚庐,乾隆己卯解元。]

    《重庆府》

城郭生成造化镌,如麻舟楫两崖边。江流自古书巴字,

山色今朝画巨然,烟火参差家百万,波涛下上浪三千。

锣岩月峡谁传出,要使前贤畏后贤。

王尔鉴[字在兹,卢氏县人,巴县知县。]

    《佛图关》

任眺古渝州,浮图最上头。四围青嶂合,三面大江流;

破壁来清磬,凌云度壑舟。身轻无住著,俯仰信沉浮。

    《登涂山亭子》

涂岭摩天峻,危亭望眼殊。江山连楚蜀,城郭耸巴渝;

万户云为宅,双虹水作都。东川此门户,凭眺一踌躇。

盛锦[字庭坚,吴县人。]

    《过渝州》

月落清溪放櫂来,渝歌声接楚猿哀。涛回峡底三江合,

壁立城头万户开;貔虎尚屯巴子国,龙蛇争避夏王珆。

何当振策涂山顶,黑水茫茫九辨垓。

张之洞[字孝达,南皮人,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,大学士、太子太保。]

    《重庆府》

江与孙水会汉嘉,南下叙州会金沙。泸州南会黔泸水,

都邑逐渐成繁华。重庆北会西汉入,壮盛灏溔遂无涯。

楚加不羹陵中国,秦并六王忝一家。名城危锯层岩上,

鹰瞵鸮视雄三巴。巴人能文兼好武,深山今已无长蛇。

唐人分镇昧形势,梓州亦建东川牙。吴画嘉陵入江处,

丹青虽妙奚足夸?荆湖东控辟门户,子午北响通幽暇。

东风连樯来估舶,春云被野蕃桑麻。橘官盐井并充阜,

万机织锦翻朝霞。

俞陛云[字阶青,浙江德清人。清末闻名中外的经学大师俞樾之孙,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之父。]

    《铜锣峡避雨》

连朝记鼓算归程,无那停桡听雨声。过客重图三峡险,

杨舲回忆十年情。云衣叶叶和帆落,石齿巉巉劈浪迎。

乞得米家真法乳,模糊水墨画渝城。

章炳麟[号太炎,浙江余姚人,民主革命家、思想家、学者。]

    《巴歈》

金鼓且勿喧,听我歌巴歈。人皇既荒昧,方志传鱼凫。

自从嬴秦来,梁雍柔同区。天险固可恃,乘乱资凫渠。

公孙早跃马,章武从后驱。狂狡逮诸李,王孟相乘除。

明夏犹小塈,张公荡无余。七豪彼何人,及尔无葭莩。

剑碧地斗绝,瞿塘铁不逾。胡为行绝迹,郁然构皇居。

哀哉江沱上,百县鲜花郛。守险一失道,良土皆成俘。

族望无宋明,转徙僵路衢。同室勿相斗,相斗利豺貙。

 

第九节  历史人物

一、王尔鉴

王尔鉴(1703~1766) ,字在兹,号熊峰,卢氏县北苏村人,雍正八年(1730)进士,历任山东邹县、益都县和腾县知县,济宁州知府,四川省巴县、营山县知县,合州、达州知府,夔州知府等职。他平易近人,遇事仁而有断,所至任地区兴利革弊,办事认真。在山东曾两次主考,能以文章、经纪拔取真才,杜绝了考场舞弊行为。做官37年,廉洁奉公,不积家私,身后无赢余。他在公务之余,手不释卷,善书工诗,死后百余年,邑人遇其片纸,不惜多金购之。

清乾隆十六年(1751年)、二十一(1755年)年,两度出任巴县知县。通过十年努力,他主持撰修的《巴县志》,共17卷,于乾隆二十六年(1760年)完成,为今人知悉重庆古城旧貌功莫大焉;亲自厘订的《巴渝十二景》,成为沿用了近250年的重庆名片,至今仍为重庆人津津乐道。

王尔鉴著作颇丰,除《巴县志》外,著有《友于堂四书文稿》2卷、《东诗草》8卷、《巴蜀诗草》20卷、《棣萼吟》1卷,主编《黔江县志》4卷、撰《古文》1卷、《尺牍》若干卷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二、龚晴皋

龚晴皋(1755--1830),名有融,巴县人。家学渊源,祖父辈均举人而进士。龚晴皋自幼聪颖勤读,二十四岁中举,在中举后的三十余年屡次京试不第,不得已只好以教书和做幕僚为生,直至嘉庆十七年方在“大挑选”中任山西崞县知县。后因开罪于抚军,辞官还乡,潜心书画艺术。

龚晴皋书法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为1810年至1830年,是书法理论家阮元提出“南北书派论”和“北碑南帖论”的时期。龚晴皋正是这北风南渡转换关口的一位重要的书家。无论是绘画,还是书法,龚晴皋都喜欢删繁就简,笔墨纵横大气,最能代表晴皋书风的是他的大字行书。

龚晴皋的书法作品有卷、联、屏、轴、横披,一般篇幅都较大。书体有楷、行、草,以行书为最常见,传世佳作多为行书。他当年突破旧的书法教条,达到新的艺术境界,为中国书坛和巴渝文化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厚的遗产。

龚晴皋以诗、书、画饮誉重庆、四川一带,书画纵横恣肆,雄奇壮阔,极具抒情性,有《退溪诗集》传世。《巴县志》称他为“县三百年来极高逸文艺之誉者”。

三、邹容

 邹容(1885一1905年),字蔚丹,重庆巴县人。留学日本期间,即积极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。1903年从日本回到上海,发表了《革命军》一文。他以满腔的热情歌颂革命,歌颂民主,论述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。他认为革命不仅可以使中国人民摆脱奴隶地位,而且可以使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,独立于20世纪的新时代。

 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,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和教育,同时,也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恐慌。他们对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和章炳麟的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极为忌恨。1903年6月29日,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,派巡捕去刊登推荐《革命军》和章炳麟论文的苏报馆捕人。扑空后,30日清晨又到“爱国学社”逮捕章炳麟,邹容闻讯,激于义愤,在7月1日自投捕房。7月7日,工部局查封《苏报》,由此引发了震动一时的“苏报案”。随后不久,帝国主义悍然由租界“会审公廨”判决章炳麟监禁3年,邹容监禁2年。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因不堪虐待,病死狱中,年仅20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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